秩序的惯性:现代管理的成就与局限

在过去百年里,企业的管理方式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,但进入新时代,旧有的管理逻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本期与您一起思考:传统管理模式为何逐渐失效?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,如何重新定义管理的价值?

如果我们把20世纪称作工业化的黄金年代,那么现代管理就是支撑这段辉煌时代基石。

泰勒的科学管理,到韦伯的科层体制,再到福特流水线和通用的事业部管理,这些理念不仅让复杂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成为可能,也塑造了今天企业运转的基本逻辑。

如果没有这些现代管理体系,汽车、家电就不可能大规模走进家庭,全球供应链更无法运作,跨国公司也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管理数十万的员工。

换句话说,现代管理使用科学管理及科层体制成就了效率与秩序的神话。

现代管理的伟大成就

1.流程标准化带来的效率革命

现代管理通过将复杂的生产任务分解为细小的、可重复的模块动作,成功的实施了标准化操作,在此基础上,又通过使用统计技术对生产服务过程进行控制,实现了规模更大、效率更高,质量更稳的现代化生产体系。

1913年,福特工厂引入了世界第一条大规模汽车生装配流水线,将T型车的装配分解为84道工序,每个工人只需重复其中一道或几道工序。

在引入流水线之前,组装一辆T型车大约需要12个小时,1914年,随着流水线的不断成熟,装配一辆T型车的时间缩短到93分钟。

这种效率革命,直接让T型车的成本从1908年的850美元降到1925年的260美元,正是福特流水线,使汽车真正走进了普通美国工人家庭。

在高度自动化的今天,汽车生产线的效率更是高得惊人。

以上海特斯拉工厂的自动化流水线为例,一辆Model Y型汽车,从完成总装到下线的时间只需要40秒左右。

在零部件更多、功能更复杂、工序数量翻倍的情况下,今天的特斯拉汽车的生产速度比100年前福特T型车流水线的生产速度快了140倍。

2.事业部制的创新

上个世纪初,随着大企业规模的急剧扩张,单一的职能制逐渐显出严重的问题,主要问题表现在:

随着企业的业务线越来越多,产品种类越来越庞杂,职能制法子不灵了,高层直接面对所有部门,效率低下、反应迟缓,没有人对产品或市场的盈利负责、业绩难以衡量、职能失灵。

这其中,饱受多种业务发展困扰的美国杜邦公司,最早提出并探索了事业部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,并被通用汽车公司于上个世纪20年代采用并发扬光大,后来,通用汽车成为事业部的典范。

事业部的核心思想是,按照产品、地区或市场来划分事业部,让每一个事业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润中心。

事业部的特点及好处是:

责权明确:每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生产、销售、财务等完整体系,对其经营成果负责。

分权管理:总部根据情况只保留经营战略、资本配置、人力资源等关键等职能,日常运营由事业部自己负责。

灵活多变:不同事业部可以根据各自市场环境做出快速调整。

绩效直观:以事业部为单位考核盈利于绩效的反馈,结果更直观。

可以说,现代管理奠定了20世纪全球经济腾飞的基础。


现代秩序的代价

我们说,管理的本质就是如何解决秩序问题,现代管理通过“拆分-组合”的科学思维,通过高度的标准化,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及产品的一致性,造就了今天极其丰富的物质生活。

但物极必反,现代管理在带给我们极大物质丰富的同时,也带来许多的问题。

1.抑制创造力

高度的标准化在带来高效和一致的同时,往往意味的是更多的服从,员工更多扮演的是按标准要求,完成任务的执行者,而很少有自我发挥的空间。许多一线员工感到自己“只要服从,不需要有想法”。

2.适应性不足

标准化和流程化的另一个弊端是,让组织对外来变化反应越来越慢、动作也变得僵硬,调整困难,难以应对突发变化。

3.重效率轻价值

现代管理的逻辑往往是“以效率为中心”,但这背后很容易让组织将其他关键相关方,如员工、客户、供应商、消费者都视为自己赚钱的工具,忽略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。从而做出虚假宣传、假冒伪劣甚至欺诈等行为,导致出现社会问题。

范式的反思

为什么现代管理会产生这些问题?

根源在于现代管理的诞生,是为了解决大规模生产低效率和混乱的问题而出现的。

无论是美国工程师泰勒倡导的科学管理思想,还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推崇的科层制,都是应时代而生的产物,其目标都是为了解决,如何在低效率和混乱中实现可预测与稳定秩序的问题。

对管理者而言,预测和秩序都能带来安全感。

但在不确定就是最大的确定的时代环境下,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,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再奢望事事都可预测、可掌控。

“不确定”反而可能是最大的机会。

网络时代的主流靠不在是标准化生产,而是通过快速的试错与迭代。

换句话说,20世纪对一致性追求,在21世纪可能成为枷锁。

虽然如此,但现代管理的贡献无可否认——它不仅让企业在20世纪取得了空前的效率和规模,它还是我们今天开展管理工作的基础。

但今天,仅靠这些已经远远不够,我们每一个人或组织必须重新思考:在数字化、全球化、网络化的环境下,仅靠对确定性的追求,如何赢得不确定的未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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